来源：经济日报

　　近日 ，有媒体曝光短视频平台“打号”黑色产业链：25元可发起500次批量举报，千元报价就能包账号下架 。这条黑产链条分工明确
，接单派单 、收徒培训一应俱全，还借助人工智能批量伪造举报材料。不少创作者陷入两难 ，要么掏钱“消灾 ”
，要么眼睁睁看着作品下架、账号受限
。

　　设立举报权利，初衷是让权益受损者依规求助 ，由平台据实核查处置。可当这项公器被明码标价私下售卖
，网络社区的正常秩序，自然会受到严重冲击 。

　　举报与申诉之间 ，存在显著的成本不对等
。发起举报只需勾选违规类别
，无需详实佐证，数分钟即可提交；而创作者申诉 ，要填报材料
、上传身份证明、撰写情况说明
，历经多日等待，还常面临驳回风险。这种失衡本质是平台审核机制的结构性短板：AI初审奉行“先下架 、后复核” ，使得投诉成本远低于申诉 。黑产借此以极低代价，让创作者承担高额内容制作成本与流量损失
。

　　更深层的症结在于
，平台把审核压力向外转嫁，却没有扛起配套的监管责任。当举报者手握举报下架
、撤诉恢复的双重筹码 ，创作者想要恢复内容
，诉求对象不再是平台审核方，反而要向举报者协商求情 。这等于把“法官
”的位子让给了“原告”
。法治最基础的回避原则 ，在网络审核流程里被轻易突破。

　　依照刑法及网络犯罪相关司法解释
，伪造材料发起恶意举报，借机要挟索取财物 ，涉嫌敲诈勒索 。当普通创作者随时可能无端遭遇账号封禁
，举报就不再是保护弱者的盾牌，而是沦为可竞价购买的软性限制
。而行使审查决定权的 ，不再是平台与监管
，而是出价之人。

　　整治这类乱象，平台要主动自我革新 。完善人机协同审核 ，对高风险举报引入人工复核；建立举报人信用体系，识别短时间内集中投诉、反复撤诉 、材料雷同的异常账号；优化撤诉权限设置
，降低创作者申诉门槛，保障被投诉人的知情权与救济渠道。执法层面 ，要明确这类新型网络黑产的管辖和立案标准
，形成跨区域协作，平台也应主动向公安机关移送线索
。

　　举报权不该是可以买卖的利刃。刀刃向外 ，伤的是创作者；刀刃向内
，侵蚀平台自身的信用资本 。一旦恶意举报泛滥成灾，最终受损的 ，是亿万网民在互联网上真诚表达
、安心创作的权利
。